一纸胜诉判决，对金融投资者来说从来不是终点。
6月3日，上海金融法院发布执行工作情况通报，同步公布了十大执行典型案例。
数字显示，两年间该院共受理首次执行实施案件4207件，结案4188件，执行到位460.37亿元。从案由看，前五位分别是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证券虚假陈述纠纷、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期货交易纠纷和保证合同纠纷，合计占全部金融执行案件的92.46%。
数字之外，真正值得市场关注的是，当越来越多的金融类案件走到执行阶段，投资者手里的判决书，究竟多大程度能变成到账的现金？上海金融法院此次发布的一起涉及超7000名投资者的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从进入执行程序到2.85亿元赔偿款全部执行到位，只用了15天。
案情显示，该案为证券虚假陈述特别代表人诉讼执行案件。申请执行人是某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被执行人是一家科技公司。该案难点在于，作为证券虚假陈述特别代表人诉讼执行案件，涉及7195名投资者信息的审核比对与案款发放，工作量极大。此外，由于审理中采取“默示加入、明示退出”的权利确定方式，绝大部分投资者并未参与诉讼，如何准确高效发放案款并做好判后释法工作，是法院化解群体性矛盾的难点。
在该案执行中，上海金融法院借助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之间建立的证券账户赔偿款项分配机制，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送达协助执行法律文书，由其提供7195名投资者的姓名、身份证号、证券账号。法院依据生效法律文书核对确认投资者身份及赔偿金额后，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系统将案款直接发放至投资者个人证券账户。
“赔偿款项不必经过层层转付，而是利用已有的证券结算基础设施，实现从法院、登记结算机构到投资者账户的直接通路。”一名受访律师如此评价。
长期深耕金融证券维权领域的北京京本律师事务所主任连大有律师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也提到，证券维权案件中呈现出中小投资者的障碍呈现”金字塔”结构，即底层是认知不足，中层是举证与周期，顶层是获赔与执行。
“首先，中小投资者维权面临周期长的问题。以普通代表人诉讼为例，从立案、公告、权利人登记、损失核定、开庭到执行，完整周期通常2-3年。若被告上诉或申请再审，周期进一步拉长。在此期间，被告公司可能已完成资产转移或进入破产程序，对于已退市或进入破产程序的公司，投资者往往面临‘赢了官司拿不到钱’的执行困境。”连大有认为，近年来，投资者保护领域制度创新频密，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的落地运行，及其与先行赔付、责令回购等制度的初步衔接可以算是最实质性、最具杠杆效应的突破。
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孙宇昊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认为，从十大执行典型案例反映的趋势来看，执行环节在投资者保护体系中的定位正在发生明显变化。
“过去投资者保护更多聚焦于行政处罚、民事赔偿和司法裁判，而当前司法实践越来越强调胜诉权益真正兑现。例如在部分复杂金融案件中，通过强化保全措施、精准识别责任财产、创新执行担保机制以及推动跨区域协同执行，可以有效防止责任主体转移资产、逃避责任，从而提高赔偿兑现率。执行创新实际上已经成为投资者保护链条中的关键一环。”孙宇昊谈到。
此外，上海金融法院此次发布的十大典型案例还覆盖执行实施、执行异议等类别，涉及银行、证券、基金等重点金融领域。
另一则典型案例聚焦股票处置程序与监管规则的平衡，厘清了行业长期存在的争议问题。
在这起标的逾1亿元的质押式证券回购纠纷案中，被执行人翁某某、林某某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某证券公司申请强制执行。执行中，上海金融法院依法拍卖翁某某持有的某时尚公司1920万股无限售流通股票。但在股票被冻结、法院明确告知将启动司法拍卖后，翁某某以该公司一致行动人身份作出《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承诺三年内不主动减持，若违反则将减持所得全部交予公司并承担法律责任。
拍卖公告发布后，某时尚公司提出异议，依据深交所相关规定，要求法院在拍卖公告中载明买受人需继续遵守上述限售承诺。
对此，上海金融法院作出的判决显示，股票冻结后，被执行人作出的限售承诺不得对抗买受人。
上海金融法院经审查认为，案涉股票依法冻结在先，被执行人承诺在后，其法律后果依法不应由买受人承继。如果简单适用承诺监管规则，则可能导致被执行人通过单方限售承诺即可改变股票的性质，从而贬损股票价值，影响申请执行人债权的实现。
最终，案涉股票拍卖成交并顺利完成过户，某时尚公司及被执行人均未再提出异议。
“金融执行案件中，股票、债券、基金等新型金融资产也是主要的可供执行财产。这类资产价格波动大、转移速度快，传统执行措施存在查控效率不高、流程繁琐等问题。”上海金融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符望表示，为此，上海金融法院持续运用并优化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建立的大宗股票协助执行机制，切实提升股票处置质效。
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孙宇昊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认为，从机制创新角度看，上海金融法院此次发布十大执行典型案例，体现出金融执行工作正在从传统“财产查控和强制执行”模式，向专业化、智能化和投资者保护导向模式升级。
孙宇昊谈到，结合近年来上海金融法院在证券虚假陈述、金融借款、证券回购、融资融券等领域的实践，可以看到执行机制更加注重立审执衔接、保全与执行联动、跨区域协同以及金融资产处置效率提升。部分案例还体现出对复杂金融资产、股权、证券账户、基金份额等新型财产形态的精准执行，以及通过数字化手段提高财产发现和处置效率的探索。“其核心变化在于，执行程序不再只是裁判结果的附属环节，而是金融司法规则落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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